Negative Space是Max Porter和Ru Kuwahata的一部新短片，通過包裝手提箱的行為描繪了父子關係。基於Ron Koertge的150字的散文詩，五分半鐘的改編採用了手工製作的定格動畫，為原文帶來了視覺隱喻和潛台詞。

在巴爾的摩，MD，波特(Porter)和科威特(Kuwahata)以Tiny Inventions合作超過十年， 指揮短片，電視廣告，音樂錄影帶和漫畫。 由法國Ikki Films和Manuel Cam Studio製作的“負空間Negative Space”是他們的第四部專業電影。

當讀Koertge的文本時，Kuwahata深深地，個人地與角色連接。作為一名航空公司飛行員，魯納(Ru)的父親在成長過程中經常旅行，她童年時代最鮮活的印象之一是她父親的裝箱單被釘在書房的牆上。馬克斯(Max)和魯納對自己的童年記憶中的特定物體，紋理和平庸的事物進行了描繪，以描繪構成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小事物。

“負空間”初步發展後，波特和科威特向法國旺多姆的CICLIC動畫中心提交項目建議書。後來，他們與法國動畫製作公司IKKI FILMS和聯合製片人Manuel Cam Studio合作，在九個月的時間內實現了這個項目。整個”負空間”團隊把他們的藝術性和激情融入了緊湊的敘述中。 Max和Ru在生產期間在法國四個不同地點生活和工作，成為專業包裝商。

 

 

 

Negative Space於6月份開始參加節日，已經在85場以上的節目中放映，贏得了9場大獎/最佳動畫短片獎等25個獎項。這個短片已經獲得了今年Anima Mundi大獎的學院考慮。它還在最近的“動畫電影節”上放映了， 作爲“動漫女性”策劃的“愛與死之歌”的一部分。

”負空間“可用於在線查看。可以透過11月5日由Arte經銷商提供的短片的全部，以及下面的預告片和製作視頻，然後向下滾動，與Porter和Kuwahata進行關於製作電影的問與答。

”負空間“需要 多長時間 才能製作出來，以及有多少藝術家在這部電影上工作？

花了大約兩年的時間，整個第一年​​花在了前期製作和申請法國的各種補助金上。之後，製作時間為九個月，三個月時間製作道具，三個月拍攝，三個月後製作。

在製作過程中，我們根據拍攝過程中的一周與兩名助手進行了設置/道具製作階段，一到四個人（動畫師，電影攝影師，製作助理）以及任何一個額外的排版工。

然後聲音部門：VO演員，作曲家/聲音設計師，混音和錄音等。

你們兩個在巴爾的摩生活和工作，但這部電影是在法國製作的。這是怎麼發生的？

馬克斯·波特（Max Porter）：在美國，短片往往是你在學習時做的一件事，作為學習工藝的練習，或者是專門用來引導別人的專業勞動。短片實際上並沒有自己的內在商業價值，因此對他們來說沒有太多的支持系統。法國人傾向於把短片當作自己的藝術形式，認為它們對於他們的國家電影史（紅色氣球）是重要的，並且建立了強大的贈款制度來支持他們的經濟。像廣播頻道Arte這樣的短片也有很好的分銷模式。

Ru Kuwahata：我們的一位朋友建議我們將項目提交給由La Maison des Scenarists組織的比賽，當我們被選中時，我們有機會參加法國克萊蒙費朗短片電影節的製作人圓桌會議。在一次會議期間發生了一場甜蜜的相遇，當時一位女士在我的白色圍巾上灑了一壺咖啡，Nidia Santiago的Ikki Films的製片人幫助清理了它。

當我們收到CICLIC動畫中心的初始資助，IKKI電影公司的製片人同意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一起前往一個有趣的旅程。

你如何將一首短詩改編成五分鐘的劇本？

MP：因為羅恩的詩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 只有150字 – 我們覺得有足夠的空間用視覺隱喻和潛台詞將我們的個人經驗帶到故事中。我們都對適應感到懷疑，認為這些適應過於直接，並且希望確保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這首詩轉變成別的東西。

你的很多電影都是靜止動作和CG的組合，最初吸引你的是這種方法，而這些年來又如何演變呢？

RK：最初，我們有興趣探索如何結合技術（模擬和數字）可以創造一些不同於其部分的總和，有點像搖滾樂。我們將合成過程視為與拼貼類似：您正在拉取來自不同來源的部分，嘗試創建統一的圖像。

當然也有一個實際的原因。當我們開始合作夥伴關係時，我們住在布魯克林的一間小公寓裡，在空間，時間和金錢方面都有所限制，混合技術使我們有可能在夜間和周末工作獨立電影。

作為藝術家，我們希望繼續探索新的概念，故事和技巧。這是製作的樂趣。

”負空間“是完全靜止動作的，但是 – 為什麼選擇呢？有沒有優點或缺點？

我們強烈地感到，原文的語調要求一個直接的，明確的人的過程。因為這部電影是通過一個物理過程關係到一個關係 – 包裝一個行李箱 – 我們知道我們要強調襯衫的皺紋，皮帶的摺痕和塑料的皺紋。從讀這首詩的那一刻起，這個技巧就顯而易見了。

正如我們進一步調查，反映我們自己的童年是有趣的。我們的記憶與紋理和触感的感覺密切相關。我們從80年代初就記得童年時代的羊毛衫或者我們父母的沙發上的裝潢。通過動畫處理伸縮和皺摺的真實材料，我們希望能激活觀看電影的人們的聯繫。

最後，我們做出了一個有意識的決定，用尺度來誇大父親在兒子一生中所佔的空間，以及這種存在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定格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身體空間，圖形媒體不能，也是溝通這種感覺的最有效的方式。

優點和缺點：在數字動畫中，優點是缺點：您可以無限地返回編輯。用數字技術，追求“完美”，忽略大局，很容易。靜止動作，情況正好相反。因為你在一個直線前進的過程中，修改成本高昂，所以放手，指導感覺而不是細節會更容易。

你們兩個人如何把工作分成一個項目？

我們一起工作了十多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分工的方式也自然而然地落空了。我們的寫作過程是各種各樣的對話; Max會提出一個想法，然後Ru基於這個來繪製圖形，然後Max用新的圖形建立序列。最後，很難知道誰對誰負責。

經過最初的寫作和開發階段，魯納指導設計，設置/道具製作和角色動畫。Max率先與攝影，早期的聲音工作，編輯起搏，後期製作和對象/效果的動畫。

完成”負空間”的最大挑戰 是什麼？他們是如何解決的？

MP：電影感覺很重要，我們很緊張，我們不能在與他人合作的時候保持這種親密感。我們把前期製作的內容翻了一番，準備了視覺參考資料，並為我們所有的導演決定製作了書面解釋，但是在某個時候，我們意識到放手一點，鼓勵我們的團隊把自己的想法和經驗帶到電影裡使項目更好。大部分作品都是在CICLIC動畫公司（旺多姆，法國）和IKKI公司（Orbigny，法國），團隊成員在那里和我們住在一起。這種結構使我們與我們合作的人變得非常親密，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我們與家人的關係。

RK：在物理上，最難的部分是我們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五個地方工作（包括在美國的預生產階段）。定格膠片的生產已經足夠苛刻，加上所有的包裝和移動都相當耗費。但是當我們回首往事，能夠在法國的許多地方生活，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我們製作一個關於包裝的電影也是合適的，我們已經成為這個過程中的專家包裝工。